（抗战胜利80周年）香港首个抗战纪念馆馆长追忆“穿西装的游击队”传奇
中新社香港7月23日电 题：香港首个抗战纪念馆馆长追忆“穿西装的游击队”传奇
中新社记者 戴梦岚
最左边的小战士手指远方，似乎发现了什么；身旁的女战士手捧文件，神情专注；一位战士手持望远镜，目光如炬；另一名戴眼镜的战士，头戴渔民斗笠、手持机枪、跪姿警戒。这是矗立在香港首个抗战纪念馆——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广场上的群像雕塑，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简称“港九大队”)的战斗风貌。
“雕塑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人员组成的鲜明特点：知识分子多、女战士多、小战士多。”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馆长黄俊康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这是一支‘穿着西装的游击队’。”
纪念馆的前身是罗家大屋，由黄俊康外公、旅居巴拿马的华侨罗奕辉于1930年兴建。香港沦陷期间，黄俊康的母亲罗许月、大舅罗雨中、二舅罗汝澄、三舅罗欧锋及其他亲人共11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港抗日斗争，罗家被誉为“香港抗日一家人”。
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港九大队的抗战史迹。1941年12月8日，日军越过深圳河进攻香港，英军抵抗了18天后投降。同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出武工队挺进香港。12月10日凌晨，罗汝澄带领武工队进驻沙头角，罗家大屋成为武工队在香港的首个落脚点。1942年2月3日，港九大队在香港西贡正式宣告成立。
黄俊康介绍，武工队进入香港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营救滞留在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等人。
“当时，日军贴出告示，要求文化名人限期报到。这些名人大多不懂粤语，在香港无社会关系，处境危险。”黄俊康说，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员倾尽全力，将300多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连同其他人员共800多人，安全转移到内地游击根据地，无一伤亡。“可以说，这场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脉。”
纪念馆内，罗氏家族参加抗战情况的展板引人注目。参加抗战前，黄俊康的母亲和舅舅们已办好旅行证件，准备去巴拿马继承家业。“我小时候常问他们，为什么家庭条件不错，还要参加抗战？他们说，因为看到侵华日军的暴行后，唤醒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作为中国人，内心充满愤慨。”黄俊康回忆说。
战火淬炼中，罗家四姐弟成长为港九大队骨干。罗许月被任命为大队部交通站站长，领导数十名小交通员。黄俊康记得，他从小就听母亲讲英雄小交通员的故事，对他影响深远。“两个小交通员，一个15岁，一个14岁。有一次他们完成运送弹药任务后，被日军包围，他们宁死不降。日军就扔手榴弹、燃烧弹，把他们活活烧死。”
十余年前，有感于香港国民教育缺乏，罗家后人决定将罗家大屋改建成抗战纪念馆，补上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块拼图。黄俊康牵头筹集2000多万港元资金，动员民间力量，历经5年建设，纪念馆于2022年9月3日揭幕。
两年多来，纪念馆接待9.3万人次参观，预约参观已排到今年10月，观众中大部分是香港青少年。“他们参观完发现，原来日占时期，由香港民众组成的港九大队从始至终都在坚持战斗，毫不退缩。”这让黄俊康感到欣慰。
“沙头角抗战纪念馆是为抗战老战士及其后人，以及香港同胞留下的精神家园。”黄俊康说，期待纪念馆未来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中发挥更大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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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美方尚未做好脱轨翻车的军事和外交准备，而长时期缺乏接触对话只会加剧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如何在努力“竞赢”中国的同时避免两国竞争对抗滑向不可控的深渊，成为拜登政府内部正在激烈辩论的重大课题。这一辩论的前景尚不明朗，但至少从目前看，拜登政府认为双方需要通过恢复接触对话认真讨论实质性问题、澄清相互战略意图、避免摩擦升级失控。
